为何中国制造要进行跃迁? 

为何中国制造业升级面临这样一个机遇?

可遇不可求的全球产业变革正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

在诸多的制造业升级路径中,“跃迁”成为重要选择。

何为跃迁?为什么不是弯道超车?

制造业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进入了产业升级期。面对诸多可能的产业升级路径和思路,“跃迁”成为其中一个重要选择,且面临难得的全球产业变革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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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跃迁”机遇

何为“跃迁”?

先举个例子。1998年,对于一个有中美两地生活经验的人来说,会觉得那时两国的零售业差距很大,无论是市场的便利性还是商品的丰富度,美国零售业都远超当时的中国。但20年后的今天再比较,会发现中国电子零售业的便捷度已超过美国,国人到了足不出户便可尽享丰富商品的阶段——尽管互联网、智能手机都是美国的发明,但中国却拥有了更为发达的电商零售业。

这就是“跃迁”,中国零售业用20年的时间,从一个平台换到了另一个更高层次的平台。

在物理学上,“跃迁”指的是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在吸收一定能量后会从低能级轨道转移到高能级轨道。

在重要的产业变革期出现时,产业往往存在这种“跃迁”式升级的可能。

根据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英国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曾对创新有过一个比较经典的分类:渐进式创新、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迁,以及技术-经济范式的迁移。

所谓“技术-经济范式的迁移”,是指在通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后,相互关联的“技术族群”出现大规模创新,并随着族群创新对各产业的渗透,在市场上产生强烈的共振、持续的反馈循环和系统性扩张,由此引发系统的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最终改变社会-制度结构。

这就是产业跃迁需要的创新环境和土壤,很多时候也被称为产业重大变革或产业革命,可遇不可求。而诸多变化显示,这样的全球产业变革正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

首先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新产品,比如机器人、无人机、VR设备、自动驾驶汽车……其中有些已在大规模运用,有的则在不断迭代更新;

——新模式,如电子商务、数字化设计、个性化定制、众包等,除生产制造流程外,从创意的产生到产品抵达用户的整个过程均已发生巨大改变;

——新业态,如共享经济、服务型制造、云制造、互联网金融等,正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着制造业的周边环节,重塑着制造业的面貌。

其次,新的产业组织形式正在形成。

从产业组织方式看,因为互联网价值发现、资源聚合、大众协同等,传统的以层级制/线性分工为特征的组织方式开始向以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为特征的新型组织转变;以产品和生产为核心的传统商业模式,向以消费者为核心、以生产+服务为本转变;产业竞争也从单一环节向生态圈层转变,以共享经济模式为代表的无工厂制造商和微型跨国公司正逐步崛起。产品的创意、生产、消费,都发生着深刻变化,新的产业组织形式正在形成。

第三,制造业的模式在发生变化,制造业创新链正在被重构。

以汽车业为例,在经过19世纪50年代初的手工作坊式小众阶段,汽车生产线普及后的大众化进入家庭阶段,以及前些年以模块化、批量化柔性生产为特征的分众化市场阶段在互联网、大数据和全球分工协作的催生下,汽车生产制造开始向个性化、大规模定制方向发展。市场需求在回归本源的同时,也推动着生产制造在智能化、信息化的过程中实现升级。

整个制造业的创新链正在重构。从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运输配送、安装服务,再到使用维护的各个环节都在发生着变化。

第四,产品属性、公司形态和业务模式也在急剧变化。

产品在逐渐向价值载体转型。人们购买的产品除使用价值外,背后还有隐含价值。比如企业仅仅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已远远不够,还要围绕产品背后的价值提供系列产品及服务。相应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界限日益模糊,数字化制造、全球化网络、产业要素集约等特征则愈发明显。

▲ 浙江临海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是位于浙江临海的吉利汽车生产车间 殷博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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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弯道超车”

在制造业升级路径中,日韩的“弯道超车”常被提及。所谓“弯道超车”,指的是日韩制造业在走过低端数量型扩张期后,开始注重发掘那些可能形成消费热潮的技术创新,并进行率先投资。如日本的消费电子、韩国的信息技术等。随着新技术主导的新产业在全球成为消费热潮,日韩制造业得以实现“弯道超车”产业升级。

“弯道超车”观点认为,整个制造产业的技术演变是一个不均衡过程,某些阶段会有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并带动产业深刻变革。后发国家在进行了相关技术准备的情况下,可以像运动员利用弯道技术超越前面的人一样,在这一阶段实现制造业的赶超与升级。

明乎此,便能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产业升级路径是“跃迁”而非“弯道超车”——毕竟“弯道超车”还是在同一平面轨道上的竞争,而产业“跃迁”,则是在吸收能量后跃入了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轨道。

具体讲,就是日韩在上个世纪面临的技术变迁,无论是消费电子技术还是无线通讯技术,仅仅是技术系统的升级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变化,而目前在制造业逐渐展开的,则是一场基于智能化的产业革命。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路,不该还在旧轨道上“弯道超车”,而应该“跃迁”到一个高能级的新轨道。与物理学上的电子“跃迁”类似,重大产业变革期一旦发生范式迁移,新范式轨道上的领先者不一定是此前范式轨道上的领跑者,而有可能是抢先完成范式迁移的跃迁者。因此,产业革命引发范式转移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连续的、结构化的机会。这方面,中美零售业是有说服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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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优势抓住机遇

在产业革命浪潮汹涌而来、各国纷纷出台国家战略抢占制造业制高点的形势下,中国制造业能够把握这种“不连续的、结构化的”机会完成跃迁、实现领先吗?

中国制造业有其独有的优势。

首先,中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齐全、层次多样且高度集聚。

这样完整的产业链与制造体系,可以使产业变革期的各类创新迅速地、低成本地、便利地转换为产品和产业化。

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上,各国的差距并不大,而丰富的创新场景、庞大的创新需求,有可能使得中国在这些关键数字技术上快速突破、率先形成市场规模。

其次,中国大规模、多元化、层次丰富的需求市场,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战略纵深”。

中国市场需求旺盛,且层次丰富,从高端到低端,每一消费层级都有着庞大的需求,能够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推广提供必要的规模门槛。此外,庞大的市场中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对生产装备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各类需求,将长时间同时并存,为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需求差异化也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便于企业充分试错、快速迭代,进行场景化创新。近年来,中国快速迭代的场景化创新已经成为一大特点,创新形成市场规模的速度大大提升,显著增强了中国的经济活力。

第三,中国所独有的生产组织模式,可借助互联网焕发强大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温州地区形成了以家庭工厂为基本单位的“小狗”经济,每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工厂,这些家庭工厂围绕打火机、电器等产品,在较小区域半径内,深度分工又高度聚集,形成了从配件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再加上依托家族、乡党、亲戚、朋友等形成的强连带社会关系网络,不仅组织协调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还承担了为生产进行融资的功能——盛行于当地的民间金融,其缘起也是为当地的家庭工业进行资金互助融通。就是这样一个依托当地社会网络形成的“手工作坊式”的制造体系,高峰时期,年产打火机上亿只,占到全球70%多的市场份额。

设想一下,如果利用新一代的工业互联网,把中国业已存在的各种制造产能连接在一起,为中国市场本身巨大的消费群体进行生产,让制造业的“温州模式”在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复活”,将爆发出怎样的活力?

第四,中国发达的电商网络和运营经验,以及具有国际竞争经验的企业家队伍,是制造业跃迁的重要基础。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商网络和庞大且活跃的电商用户。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网络、人才和技术,有可能向未来的工业物联网时代迁移。

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40年发展中,积累了一大批有市场经验、有国际视野同时又极具雄心的企业家队伍,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如果这一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中国就有可能最先演进出一个用工业互联网连接的、辐射全球的新制造网络。

制造业目前已重新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德国推出“工业4.0”,美国推进制造业回归,全球各地都在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大潮所带来的机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发展风起云涌,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深刻影响着整个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

面对“技术-经济范式迁移”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场变革的本质,摒弃对旧有经验的依赖,建立新思维、拥抱新变化,在轨道更替的关键时期,进行“跃迁”、开辟“新道”,发展出新的产业范式,实现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为全球制造业的变革发展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吴贵生 朱恒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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