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与杨小凯,两代“真理囚徒”的别样遭遇! 

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感觉相见恨晚、非常欣赏。——杨小凯


真理的囚徒:哈耶克与杨小凯


策划:先知书店

文:沥泉、千字君丨编:千字君、白果

知识分子常常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书斋中的学者,醉心研究,通常学术大于生命气质;一种是思想领域的旗手,关注人类自由和家国命运,通常生命气质大于学术。

然而,还有少之又少的一种思想家,他们不仅准确预言了未来,还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灵魂不受时间的限制,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良知永存于后世——这一类人,应该就是常说的“先知”。

先知注定是孤独的,他们的思想总是不容于当时。他们总是遭受冷落、讥讽乃至迫害,直到历史走到山穷水尽时,人们才会再次想起他们——哈耶克如是,杨小凯亦如是。

1974年10月4日,一直被骂为“无耻”、“替富人说话”的哈耶克,终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自由主义学者首次获此殊荣。

哈耶克是幸运的,他不仅获得诺奖,还在他92岁那年,亲眼见证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

——苏联的覆灭。

哈耶克获奖两天后,在中国湖南省的一座监狱里,因反革命罪已经服刑八年的杨曦光,迎来了自己26岁的生日。

但是,两年后他才能出狱,而这一天距离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那篇“改变经济学基本定律”的论文,还有14年。

虽然,杨小凯的学术成就在生前就已得到世界公认,然而,他却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不仅两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且有生之年,杨小凯没有看到自己“后发劣势”的预言成为现实。

这种遗憾,或许只能用天妒英才来解释——杨小凯在56岁时就英年早逝。

他们都曾是乌托邦主义者

其实,哈耶克和杨小凯在早年时,都曾热情拥抱过乌托邦主义。

与很多名不副实的投机“左派”不同的是,他们对乌托邦主义的态度都是真诚的。

并且,他们都曾经认真的考虑,如何去实现乌托邦。

哈耶克走上经济学道路,就是从对乌托邦主义的迷恋开始的。在少年时,他一度对大学缺乏兴趣。然而这时,一战爆发了,他在战争中接触到了乌托邦主义,并很快迷恋上它。

他曾描述过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乌托邦主义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总是在思考,这个如此诱人的计划,该如何实现呢?”

与哈耶克相比,少年时期的杨小凯更加激进。

1968年,他满怀革命激情,写下了轰动全国的《中国向何处去》。

他试图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改变中国:革命、再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

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即便在他重获自由后,文章标题“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追问。

▴杨小凯的母亲陈素,因不堪批斗上吊自杀

但是,哈耶克和杨小凯一旦看清了真相,都勇敢地戳穿谎言,再也不会妥协。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良知——追求真理。

也正因此,他们先于时代看穿了乌托邦的荒诞。

“以真理为生”的两对师徒

哈耶克是幸运的,他早年时就遇到了一位伟大的老师——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大师,被后世誉为“价值五个诺奖的大脑”。

在读到米塞斯关于乌托邦的作品之后,哈耶克抛弃了乌托邦主义,投身奥地利学派门下。

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像哈耶克、米塞斯这样“没良心”的经济学家,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但他们毅然坚定地持守着反对派的立场 ——为捍卫自由市场、人的尊严,他们甘愿做孤独的斗士。

哈耶克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知识分子品格”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他说:“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有一种求真的激情,它不仅意味着讲真话,而是意味着‘以真理为生’,不可放纵自己和他人的任何虚伪。他们深入剖析每一种习俗,并揭露其欺骗性。”

不读奥地利学派,枉谈经济学

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以真理为生”的。1960年代,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在考察农村后,他认为社会已经变质,尽管他当时目之所及的解决方案只有巴黎公社,但他的博学、洞见和缜密的逻辑,却使狂热的一代人重新审视学习和思考的重要性——据同龄人回忆,《中国向何处去》所带来的震动,丝毫不亚于1971年9月13日这个国家发生的历史巨变。

在狱中,杨小凯遇到一生最重要的启蒙者刘凤祥——一名保守主义思想者,这是激进年代的稀有物种。刘凤祥对他说:“你这代人不能再沉迷苏俄式的革命,必须跳出历史循环,你要了解英美政治、成为经济学家!”

这番振聋发聩的警醒,让他找到了人生方向,也成为杨小凯一生的写照。

他开始饥似渴地阅读,学习英文、电机、绘图、微积分……在与世隔绝的十年里,他独自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等经济学模型。

出狱时,他的学术水平已经达到国际一流。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一直不被世人认可,终其一生都穷困潦倒、颠沛流离。

然而比米塞斯更悲惨的是,杨小凯的导师刘凤祥在1970年就被处决了。

但杨小凯追随他的指引,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开宗立派,建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在思想上,他跳出了激进革命的怪圈,从经济学和宗教信仰的层面,诠释现代政治的真义。

杨小凯与妻子吴小娟在教会做信仰见证(图源:杨小凯家人,使用需授权)

哀荣至极的先知:哈耶克

1930年代,凯恩斯曾经在论战中大败哈耶克,世界因此开启了凯恩斯时代。然而在1970年代的“滞涨”危机中,物价飞涨,经济停滞不前,支持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声誉扫地。

在危难中,哈耶克的思想终于受到了重视,当市场的权利重新回到企业家手中时,英美两国迎来了再次繁荣。哈耶克也因此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国王为哈耶克颁奖

1988年,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出版,仅仅一年后,东欧政权纷纷垮台,柏林墙轰然倒塌。随后,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灰飞烟灭。

在经历七十多年痛苦的煎熬之后,垂暮之年的哈耶克,终于使人们相信了他终生持守的信念:乌托邦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战胜了凯恩斯,还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崩溃——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这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的极致美名。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授予哈耶克自由勋章时,赞扬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勘探了自由的范围和轮廓。……他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之智识的和政治的生活。”

1994年,为纪念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发表50周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该书,在封面上赫然印着:“近半个世纪前,当哈耶克发表《通向奴役的道路》之时,大多数聪明人嗤之以鼻。”

罗纳尔德•贝里(Ronald Bailey)总结道,“然而,世界错了,哈耶克是对的。”

被流放的先知:杨小凯

哈耶克75岁时获得诺奖,93岁时与世长辞。

与哈耶克不同的是,杨小凯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却与诺奖擦肩而过,并且,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生前最后两年,杨小凯两度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成为距离诺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

然而几乎同时他被确诊肺癌晚期,并于2004年7月7日逝世,年仅56岁。

哈耶克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远不如战前,他因此认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主义的诅咒,强大的政府将来一定会有计划地减少人口,以减少资源的消耗。

杨小凯也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尤其对祖国的命运的强烈关注。

据妻子吴小娟回忆,杨小凯在澳洲的最后几年,早上总是抱着电视痛哭,因为他经常梦见中国在打仗。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们提出所谓的“后发优势”、“中国奇迹”。他们认为,通过模仿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用政府的力量去引导、加速这个发展过程,中国就能获得像西方国家一样的成功。

杨小凯无情地戳破了这个神话,他明确指出:所谓的“后发优势”,其实是“后发劣势”,这不是因为这条路不容易成功,恰恰相反,它很容易在短期内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因此在制度变革上缺乏动力。长此以往,选择这种发展路径,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这就好比一个习惯于抄袭作弊的学生,表面上看会提高成绩,长远却会让自己的学习能力越来越差。

晚清洋务运动,堪称后发劣势的典型。图为张之洞号召“中体西用”的《劝学篇》

杨小凯后发劣势的预言,在当年显得那么不合时宜,那么刺耳。即便在杨小凯去世后的十多年里,“后发优势”、“中国模式”甚嚣尘上。

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真理不会轻易被改变。事实上,杨小凯的担忧,正在切切实实的上演。

先知注定是孤独的,这成就了先知的伟大,却也成为时代的不幸。

与哈耶克相比,杨小凯显得更加的悲壮。

一百年来,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口,中国都错过了机遇。

杨小凯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那个问题——“中国往何处去”——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我们。

也许,杨小凯已经不在意当年的苦难,在生命的晚年,他选择了信仰基督,同所有人和解。

但是,历经苦难的我们,却无法不对他投以极高的敬意。


只因为我们还心存希望,愿苦难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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