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冗长的学术活动(北戴河记行之一) 

一次冗长的学术活动(北戴河记行之一

刘惠恕

20007月下旬至8月初,四平市委党培训部在北戴河团中央培训基地举办过一次名为“‘三个代表’讲习班与党的建设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活动,我因为有论文《论支部建在连上为我军根本之政治传统》入选,得以参加这次学术活动。但这却是一次冗长而乏味的学术活动,因为该活动连同行程,前后共11天,实际上并未搞什么学术研讨活动,仅是到会后的第二天晚上7时,搞了一次授奖仪式,即凡是向这次学术会议递交论文的作者,均发了一张注明为“优秀论文”的获奖证书,并答应凡与会代表多交450元,明年将于该校校刊《长白学报》增刊上,发表论文一篇。我无奈于会务费之外多交了450元,后于当年《长白学报》增刊上,发表了《反腐败应该寻找突破口》一文。尽管我的论文有相当的学术质量,而且谈的又是反腐败问题,但交钱发表论文本身就是一种腐败现象。只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学术氛围已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向着不良方向发展,作者必须赞助出版费用方能发表学术著作或论文,已成为学术界的公认准则,而一些核心期刋向作者要钱龙多。我1998年为发表学术专著《南京大屠杀新考──兼驳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之虚构”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9月第一版),曾向有关出版社交书号费3万元,而此次为发表论文,自然也是不能不交钱了。

而此次学术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听取中央党校的几位教授讲解有关“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及重要意义的讲座。此外在讲座的间隙,安排了参观南戴河与山海关景区的两次旅游活动。计在一周之内的时间中,我听取的讲座包括: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省部级干部)吴雄臣讲:《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之根本利益》;中央党校黄振坤教授讲:《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之发展要求》;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张伯里讲《中国加入WTO的若干问题》;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讲:《把三个代表学习好,把握好,落实好》;中央党校张蔚萍教授讲《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国际国内大背景》(两次);中央党校陈雪傲教授讲:《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央党校周教授讲:《共产党员从根上代表人民利益》。

在上述讲座中,除中央党校周教授所讲《共产党员从根上代表人民利益》了无新意,我未做记录之外,其余讲座都做了认真的记录。讲座的内容大致涉及到“三个代表”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提出经过、理论内涵、重要意义以及如何贯彻执行等等,相关派生出的问题尚包括:如何接受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反对党内腐败现象,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因为中国自1992年开始,已不再讲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中国必须加入WTO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1]的原因、义务与影响等等。

听这些讲座,总的感觉是内容刻版,缺少深刻的逻辑内涵。此外,讲座与讲座之间,也缺少有机联系。因此我感到收获不大。但相对而言,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的讲座则较为忠恳,他详细介绍了200016月间,江泽民到广东视察6天、江浙沪视察8天、宁夏甘肃视察7天,合计21天的8次讲话精神,使我能较为完整地领会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基本过程。江泽民有关“三个代表”的讲话,最为完整的一次是他2000225,在广州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时所说:

“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2]

叶教授建议学员在掌握“三个代表”理论时,要注意贯通,即把江的一系列有关讲话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能就事论事;要把这一思想与党所处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将其看作是党的历史客观发展与主观思维相互作用的结果;要把这一思想的落实,与中共十五大以来中央所讲、所做结合起来,与党和国家当前所欲解决的紧迫问题结合起来。

我在课间与叶教授交换意见时说:我赞同党因时利势,调整指导思想。但是一个党要长久地获得民众支持,就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不能把它作为对立面来加以排斥。而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之所以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借助儒家的大同思想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此见于郭沫若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3]因此从历史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而当前年轻一代之所以会出现信仰危机,其导因于自“文革”以降全面否定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之所以发此问,是由于当时正在完成上海市委党校的科研立项课题《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已近尾声。而当我接受这一课题时,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的负责老师曾找我谈活,表示只能把书稿截止于新文化运动之前,不能写至当代,理由是现在有人试图用儒家思想来改造中国共产党,将该书写得距离时代太近,怕渗入这种思想倾向。我虽不同意这一意见,却只能服从。而叶教授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现中央党校有两派学者,一派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派人研究儒学,两派人不能在一起开会,一开会就吵架。你可以把自己的建议连同出版的著作寄一份给原中央党校副校长刑贲思。而根据叶笃初教授的建议和所留地址,一年后我把有关建议及拙著《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科学院出版社200112月第一版),各寄一份给叶笃初教授与刑贲思副校长,结果得到了叶教授回赠的论“三个代表”大著一册,但却未得到刑贲思的回音。

现回想起来,当时中央党校教授们在讲解“三个代表”问题时,之所以显得刻版,吞吞吐吐,也确有难度。因为在我参加北戴学术会议的2000年,也正是新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前夜,这一变化体现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

从政治方面来看,是始于“三个代表”理论之提出,中共党纲开始改写。即原据中共十五大党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4]而据中共十六大党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5]而中国共产党纲领的变化,就根本而言,即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性质(组织结构)的变化。当時距离中央最近的中央党校教授们不会不明白这一点。而他们所讲授的“三个代表”理论,仅是江泽民在2000年的多次讲话中所提出的政治观点,并无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加以阐述。而要把这一观点上升为严密的理论体系,需要党的理论工作者的主观发挥,且一点差错都不能出,这正是当时中央党校教授们讲课时的难度所在。而我是多年之后在完成《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思想发展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200911月第一版)一著时,在写“三个代表”一节时,花了很大精力才理出这一思想的头绪时,方领会到当年中央党校教授们讲课时的苦衷。

从经济方面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开始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全面的市场经济转轨,并开始融入世界经贸组织。尽管中国“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始自邓小平1992年巡视南方时的谈活,当时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而这一思想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又得到了进一确认,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7]但是当时中国仍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已建立起的市场经济体制仍局限于国内格局。而从1986年开始截止2000年,中国政府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先是同世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GATT)进行谈判,19951月后又与“世界贸易组织”(即WTO)进行谈判,在经历了为时1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谈判后,[8]中国政府终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与对方达成了原则性协议20011110日下午,世界贸易组织第4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此举既标志着中国长达15年“复关”和“入世”谈判进程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开始融入了“世界市场”( 世界性的巿场经济体制)之中。此时的中国社会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具封闭性特点),而是具有开放性特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西方国家则指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而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年在北戴河讲过课的中央党校教授可能有两个想不到,其一是想不到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发展速度会如此之快,国家经济总量已从原先的“第三世界”,成长为世界“老二”,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出自恐慌心理,不得不与中国开始打“贸易战”。第二个想不到是党内及政府内少数人的腐败程度会如此严重。而当初“三个代表”理论提出的目的,显然是试图为行将到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做政治体制领导变革的准备。但不久之后,民营企业家(当时民间的称谓是“资本家”或“老板”)能否入党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了,对此问题后给予了肯定答复。随后,“金钱力量”开始向党内一些有地位的人倾斜,“贿选”现象由基层选举向“地市级”选举蔓延,“买官、卖官”现象由党内向军内以及社会上蔓延。党的干部人事权力(组织人事权)局部地被个别人掌控,又不能不对党的组织路线产生影响,从而又在党内个别领导干部中间派生出更大的腐败案件(贪污金额可高达数亿、数十亿)。看来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始终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党和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的完善领导,尚有待于后来国家领导人的努力,这也是当前国家领导民众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重任所在。

仅写这些,做为我当年参加北戴河学术活动的怀念。                                                                                                                                                                                                                          

 

(团中央北戴河培训基地)

 

我是2000725日下午,在上海火车站坐1612分发车的第186次特快车前往北戴河参加学术活动的,位11车厢10号上铺,次日下午110分车过秦皇岛站时下车,转坐34路公交车,于下午230分抵北戴河会议举办地点:团中央培训基地。火车离沪时,尚有阴雨,但未久天气放晴,夜半车经北方地区时,月色甚明,得诗一首,仅记留念:

七律  赴北戴河旅途(2000.7.26

昨夜津塘月正明,              车行一路听鼾鸣。

起观织女星河畔,              坐品唐诗过夏京。

学术半生积退稿,              短文数则觅浮名。

来年只写海山赋,              不欲闻达只怡情。

2018114

 

 




[1]该组织英文简称WTO199511日成立于瑞士日内瓦(总部所在地),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1030日在日内瓦成立),是全球性的,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称为“经济联合国”,19951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并存1年。199611日,它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自20011211日开始,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产业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该组织基本原则是通过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来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

[2] 原文见《人民日报》2000226日。

[3]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原载192611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七期。

[4] 中共十五大党章总纲》,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1997918日通过。

[5] 中共十六大党章总纲》,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211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6] 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春。

[7]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1012日)。

[8]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即GATT),19471030日在日内瓦成立,中国是23个创始缔约国之一。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参加GATT的活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逐渐恢复同GATT的关系。19867月,中国政府正式向GATT提出恢复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并旋即开始全面参与GATT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世界贸易组织(即WTO),是战后建立的第一个世界性贸易组织,也是当前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它自199511日正式开始运作,其前身是1948年正式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即GATT)。“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并存1年。199611日,它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自20011211日开始,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产业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该组织基本原则是通过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来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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