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当选院士的他,站上国家最高领奖台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刘永坦、钱七虎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主持完成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对于薛其坤的这一研究成果,杨振宁曾评价称:诺贝尔奖级别。

41岁当选院士的他,站上国家最高领奖台

薛其坤1963年12月出生于山东临沂,山东大学光学系毕业。1994年,薛其坤获得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前往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工作,1999年8月回国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2005年,薛其坤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工作,当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他年仅41岁,是那一批当选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2013年5月,薛其坤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同年带领的研究团队在世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刚刚揭晓的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薛其坤主持完成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一种在不需要强磁场的情况下,实现无能量损耗的电子运动。

“这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2013年4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对薛其坤领衔的科研成果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长安街知事在采访中发现,35岁晋级教授,41岁成为院士,薛其坤一帆风顺的科研之路背后,是异于常人的勤奋与坚持。

薛其坤个子不高,但目光如炬。在清华大学,他有一个比“院士”还要响亮的名号——“7-11”。早上7点扎进实验室,一直干到晚上11点。这样的作息时间,薛其坤坚持了20年。

“7-11”源自日本留学时的“魔鬼训练”。1992年6月,薛其坤来到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学习。他的导师樱井利夫要求,工作日必须早上7点到实验室,晚上11点离开。

起初,语言的不通、严苛的作息,让薛其坤感觉异常孤单,跟家人通电话,几乎要落泪。正在上幼儿园的儿子接到爸爸的电话,常常会给他背刚刚学到的课文:“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稚嫩的童音,让薛其坤振作起来,他要对得起家人,对得起祖国。他咬牙坚持,实在疲倦了,还曾经躲进厕所里眯一会儿。他不仅把“7-11”复制到周末,还把这个习惯带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7-11”院士不能说是个天才。1984年,他考研报考哈尔滨工业大学,高等数学只考了39分;两年后,报考中科院物理所,这次物理只考了39分。虽然深受打击,但他依然坚持,第三次考研,终于考上了中科院物理所。

考研屡败屡战,读研也颇为曲折,他花了7年时间才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这样的坚持似乎感动了命运,赴日留学后,科研慢慢有了起色。

对于物理学,他充满激情和梦想,深更半夜想到个新点子,他也会立即给同事发邮件。“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发现来之不易,薛其坤用自己的激情和坚持感染着他的团队,4年间先后实验尝试了1000多个样品,终有收获。

薛其坤并不呆板,他喜欢看小说,踢足球。虽然是“海归”,但英语总带着“山东味儿”。“我就是敢张嘴说。”“7-11”院士乐在其中。

2012年,薛其坤带领实验团队,在世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世界基础科学领域的一项重要突破,促成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也为拓扑绝缘体各种量子效应的实现和应用奠定了基础,使我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抢占了先机。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从2016年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的中微子振荡新模式”到2017年的“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再到2018年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北京已连续三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越来越多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的出现,提升了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国际影响力。

此外,北京还主持完成了12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涉及信息科学、物理、化学、数学、材料科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基础研究呈“全面开花”之势。

其中,李永舫院士主持完成的“带共轭侧链的聚合物给体和茚双加成富勒烯受体光伏材料”项目,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通过共轭侧链来拓宽共轭聚合物吸收光谱的设计思想,形成一类有代表性的高效给体光伏材料,对国内外聚合物太阳电池光伏材料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博文来自来源: 长安街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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