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草厂胡同情缘 

北草厂胡同情缘

1958年,我家从南城搬到西直门内大街北草厂胡同内的东党家胡同。刚搬来时,北草厂胡同是一个几米宽的胡同,土路面,一下雨泥泞不堪,母亲下班坐七路公共汽车回来,若没带雨鞋,我们就拿着雨鞋到西直门内大街的车站去接。胡同的路灯是木杆的,晚上灯泡发出昏暗的光,夏天夜晚灯光下聚焦着许多飞虫,密密麻麻的,引得我们小孩子总是驻足观看。

至上世纪90年代中这儿基本没什么大变化,只是在60年代末胡同路面铺了柏油,下雨不泥泞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北草厂粮店与“合作社”。60年代初,我们遇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非常紧张,那时我们第一感觉就是经常饿,每人口粮定量供应,粮店的作用非同小可。

北草厂粮店门脸不大,负责着北草厂附近几条胡同居民的粮食供应。每月24号可以买下月粮食,这天粮店没开门,门前就排起了长队,人们拿着口袋、粮本耐心地等待着。那时副食少,而且也定量,人们肚子里油水少,粮食成了维持生活的第一需要。我经常为家里买粮排队,有时赶上给粮店运粮的卡车来了,粮店工作人员就停止卖粮,全体出动把粮食扛到仓库里。一麻包大米200斤,一袋白面或棒子面50斤,粮店的人不管年纪大小,每次每人都是扛一麻包大米或是四袋面,也就是说每次扛200斤重的东西。有位老者,估计当时都50多岁了,是粮店专司收钱和粮票的人员,也一样扛这么多。此时买粮的人们就静静地排队等待着他们把车卸完,想想那时人们的心多么朴素单纯,为国家能度过难关,饿点也没怨言。秋天粮店还卖白薯,一斤粮票可以买五斤白薯,这也是人们排大队抢购的日子,总归五斤白薯要比一斤粮食显得多,在粮食紧缺时期更显珍贵。我有时下午不上课(当时有段时期是半日制上学,为降低体力消耗节省粮食),就替家里排队买白薯。在粮店后面的院子里,已经卸下了大堆白薯,人们早已里外几层排了队,粮店人员全体出动卖白薯,这时用的是地磅,他们收粮票、收钱,称秤,不时有排队中的人叫嚷着不要“加塞儿”(就是趁机插队)。因为白薯数量有限,卖完为止,买到的兴高采烈,没买到的垂头丧气,那时日子过得真是紧巴巴的。

“合作社”其实就是北草厂胡同的零售商店,好像是公私合营过来的,居民习惯叫它“合作社”。别看它没有多大面积,售货员也就七八个人,可却供应着附近人们的副食,在当时的作用十分重要。那时菜、鱼、肉、油、糖、香烟、火柴、肥皂、粉条、粉丝、麻酱、鸡蛋等等什么都定量供应,每户都有购货本,买东西都由商店售货员写在本上,数量控制很严,不得超过规定。“合作社”的售货员很辛苦,虽然不像粮店的人扛大包,但每天要推车串胡同去给居民卖菜。记得到了冬天,寒风呼啸,一位老售货员推着平板车,上面有白菜、胡萝卜、土豆等来到居民家门口,人们拿着购货本出来买菜。当时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菜,老售货员用冻僵的手拿着笔颤抖着在人们购货本上写下白菜、萝卜、土豆各多少斤,然后再用杆秤称菜,还不能称多了,数量绝不能超出。我看见他那双手都冻得红肿了,

那时人们可能吃苦了。过了“困难时期”,菜不定量供应了,但其他的仍然写本限量。到了过年时候“合作社”进了带鱼,虽然也是凭本供应,但人们总想买五毛六一斤的一等带鱼,这就需要很早到“合作社”前去排队,有时要夜里两三点钟就去。“文革”开始,这个只有七八个售货员的“合作社”还揪出了“走资派”,店里的负责人被勒令挂着牌子扫大街,菜的价目表上西红柿改为“鲜红柿”、洋白菜改称“圆白菜”,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猪肉不限量了,但人们依然每次不多买,因为那时大部分人家没冰箱,随吃随买,一次就买两三毛的,“合作社”卖肉的售货员刀功很好,用刀能在一大扇肉上轻轻割下一小薄片,厚度常常只有十几毫米。今昔对比,生活方式变化多大啊,现在这个“合作社”也已经消失,只能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今天北草厂胡同虽然还叫胡同,但已拓宽到10多米,从西直门内大街直打通到北二环,我觉得管它叫北草厂大街都不为过。昔日的平房、四合院、老槐树、木杆路灯都已消失,楼房林立,马路宽直,灯杆高耸,气派多了。随着国家改革开放,首都建设的飞速发展只几年时间就完全变了样,我为此感到高兴,但也怀念儿时的情景。

北草厂胡同,我留恋在此居住的日子,它与我的人生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博文来自来源: 皇城根胡同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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