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阅读札记 王保禄 

《人间词话》阅读札记

王保禄

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是近代文学批评史上享有盛名的著作。我最近认真地读了一遍,觉得有些话要记下来,作为进一步研究时的参考。

摘句评词似乎是《人间词话》的特点,是它的长处,恰好也是它的短处。“‘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这样写,有它的好处,那就是显得形象生动,耐人寻味。即使是写一般的见解吧,一经作者用摘句法出之,便显得饶有情味,为一般人所乐于引用了。例如做学问的三种境界说,就是这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栏栅处,”。此第三境也。”这里所说的三境界,其实就是求学问、干事业的三个阶段,即搜索目标、执着追求和豁然领悟的三个阶段,但一经作者用摘录大词人的名句来概括,就特别显得形象生动,耐人寻味了。

然而这种采用寻章摘句的方式来评论诗人及其作品的做法,却往往会流于片面性和绝对化,使评论的科学性受到影响。因为要评论一位作家或一篇作品,总要照顾到全篇甚至整个人的情况,不能以偏概全,凭一字之奇,一句之巧,来做出对全篇的评价。《人间词话》开章明义的第一句话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接着作者举出有境界的名词为例,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在作者看来,宋祁的《玉楼春》词自是境界自高而独绝的最好作品了。然而这评价显然有些偏颇。因为该词的上阕写景,虽然很好地描写了浪漫的春光,可是在下阕的抒情中,抒发的却是及时行乐的思想,是对士大夫阶层的挟妓冶游抱无限欣赏的态度的。所以尽管该词在艺术性上无可非议。然而在思想性上却并不是什么好作品。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录出全词,作一点必要的分析。《玉楼春》的全词是:“东城渐觉风光好,绉波纹迎客棹,绿扬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觉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唐宋词鉴赏词典》中对该词的评论为:“这首词的下片,论者常斥为情调低沉,反映了封建上层的玩乐思想……充满了追欢逐乐的庸俗情趣。”而作者却认为“这些说法未必妥当”,经过一番引证之后,提出“颇有‘夕阳无限好’这种惜时自贵的因素。”我认为该文的作者王星绮同志的看法是缺乏依据的。原作“浮生长觉欢娱少”,把人生看成梦境般的短促,“肯爱千金轻一笑”,显然是纨绔子弟千金买笑的生涯,哪里有什么“惜时自贵”可言呢?王国维先生撇开该词的思想性,肉麻地称颂这类追求“及时行乐”的作品,并不是仅有这一实例。他在写到“隔与不隔”时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以上实例充分说明王国维先生的观点确实带有一点“纯艺术”的片面性。

除了片面性之外,《人间词话》还有孤立静止地绝对化地看问题的缺点。以“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李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当词人所长处。”在这里,“诗人”是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大概念,大约与现代的“作家”一词的内涵相当。“主观之诗人”,大约是指抒情诗的作者或浪漫主义的诗人。“客观之诗人”,大约是指现实主义的作家或诗人。众所周知的我国第一位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大约可以算作是“主观之诗人”吧,然而屈原却是阅世极深,饱经忧患之后才写下他的不朽名著《离骚》的。就是《词话》中所举的李后主,不也是“在一旦归为臣虏”,阅尽人间恶趣之后,才写出为作者所激赏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名句。如果真如作者所论断的那样,“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写的作品也越好。那么,古往今来的诗作,最好的就只有骆宾王少年时所写的《咏鹅》了。你看:“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这是何等的纯真,没有任何寄托和用典,也许这就是所谓“有境界”和“不隔”的杰作,只可惜作者却不肯引它作为名句的例子。

再看“客观之诗人”的情况,唐代的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大约可以算作是“客观之诗人”而当之无愧吧?然而他的现实主义名篇却并不是在阅世极深之后写出来的。恰恰相反,他的真正有价值的作品,都是在他阅世未深,敢于向腐朽势力作斗争时才写出那些“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的讽谕诗。而等到他“阅世愈深”,生活日益优裕之后,所写的就只有那些无足轻重的“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的“闲适诗”了。上面的事例说明,诗人的创作跟他的思想感情、人生态度是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诗人的人生观对他的创作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屈原在饱经忧患之后,能写出可以“与日月争光”的《离骚》,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有宏伟的抱负,想要刷新政治,挽救楚国的危亡,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殉自己的理想,这正象他在《离骚》中所写的那样,“苟余情其信夸以练要兮,长咸颔亦何伤!”“不吾知其亦己兮,苟余情其信芳。”白居易在晚年只写闲适诗,他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教条。在他的理想追求失败后,经过多次撞壁,在政治上失去了信心,在生活上、社会地位上又得到提高之后,也就以“独善”、“自娱”为目的,使自己从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倒退下来了。文学创作离不开世界观的制约,这些话已有好几年没人讲了,然而这是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你承认它,它在起作用;你不承认,它也在起作用,从古以来就是如此。王国维先生不懂这些道理,恐怕这就是所谓历史局限吧?

我举出这些事例,并不是为了说明文学创作与阅世深浅无关。我的目的是想借此说明摘句评诗的方式,偏重于形象思维,固然有其直观生动的好处,但是偏重于形象摹拟,又往往会受表面形象的局限,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因而也容易陷于形而上学的泥坑,容易孤立静止地看问题,得出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结论。这看法是否妥当,仅供参考,把它整理出来了也是为了抛砖引玉。

原载刘惠恕主编《中华百年来优秀诗词选暨三江诗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3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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