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贝聿铭—我是苏州人 

建筑大师贝聿铭—我是苏州人

贝聿铭

他生于中国可能唯一富过15代的家族,他的家族涉足医药、颜料、银行、金融等领域,但他却“执拗”地选择了建筑设计之路。

他把自己的作品种在了全世界:巴黎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美国肯尼迪图书馆等皆出自他手。

但他却始终说:“我是苏州人。”

连诗人木心见到他后,都感叹:“他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他就是贝聿铭——“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

建筑大师贝聿铭—我是苏州人

1917年,贝聿铭出生于广东。其祖上贝家原籍浙江兰溪,明代中叶迁居苏州,是吴中当地的名门望族,吴中贝氏,被媒体称为“可能是中国唯一富过15代的家族”:

清朝中期的贝慕庭为吴中巨富,与戈、毛、毕姓人家合称为当时的“苏州四富”;颜料大王贝润生是贝聿铭的叔祖;其祖父贝理泰是清末著名的金融家,父亲贝祖诒则是中国银行的行长。

照此看来,“富15代”贝聿铭似乎无需努力,便可坐享其成,但他偏不!

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你也许会忘记你种下了某种东西——一种经历、一种观念、与某人的关系或一种哲学、一项传统。然后,突然间它就开花了,这样的开花现象能穿破墙壁,甚至突破整个时代。”

的确,少年时代——苏州的时光,在他心中埋下了“建筑”这颗种子,更影响了他对生活和待人接物的看法。整日穿梭在狮子林、西花桥巷,假山中的山洞、池塘、石桥、瀑布,这些传统中国文化的印迹,让他意识到,建筑对生活的意义。

一颗种子终究是要萌芽的。1935年,贝聿铭远渡重洋,求学美国,起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久,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后来去哈佛大学建筑系读硕士。

建筑大师贝聿铭—我是苏州人

他先惊艳了法国人,然后惊艳了全世界!

说起法国巴黎的卢浮宫,除了镇馆之宝“蒙娜丽莎”,再想到的就是卢浮宫前晶莹剔透的玻璃金字塔入口了。而很多人不知道,这正是中国人贝聿铭最辉煌和惊艳了全世界的作品。

但你或许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壮丽的建筑,在诞生之初,却不被任何人看好。法国各大主流报纸都嘲笑他,法国文化部长更是公开批评,卢浮宫前的这座金字塔是“一颗寒碜的钻石”。

在当时的建筑沟通会上,反对者说的话更是难听,以至于把贝聿铭的翻译都气哭了。随便拎一句大意就是:你一个中国人,把毁我们法国卢浮宫当做自己的事业,毫不利己,专门损人,这是什么样的精神病……

但贝聿铭仍然坚持了下来,他这样说:“当时对于这个项目的批评声,令我难以独自承受。但人应该坚持,不应该随便放弃自己的原则。当然可以有很多种坚持的方式,很多说服对方的方式。但那并不是说,我的坚持和要求会打折扣,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1988年,他的玻璃金字塔落成,人们对金字塔的狂热,令造访卢浮宫的游客激增数倍,而其中三分之二的游客,宁肯挤在玻璃金字塔前排长队,也不愿从另外两个入口进入卢浮宫。至今为止,这座扩建的入口还是无数建筑者必提的经典案例。

1988年3月,为表彰贝聿铭在卢浮宫扩建工程中的卓越表现,密特朗总统在竣工的金字塔内,向贝聿铭授予了法国最为尊贵的荣誉骑士勋章。

此外,美国的肯尼迪图书馆、达拉斯市政厅,日本美秀美术馆,德国历史博物馆新翼,卡塔尔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贝聿铭的建筑设计几乎享誉全球。

“建造的过程就是一条虔诚的归乡路”

尽管受到过多年西方教育,贝聿铭却从没忘记过祖国,“我在中国度过了吸收能力最强的少年时代,有种中国性,深深地留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也很难改变。我仍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

贝聿铭共有三子一女,就连他们的名字都在向祖国致敬——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3个儿子的名字里都含有一个“中”,寓意是:安定中国、建设中国、礼仪中国。

贝聿铭说,“我一直知道我从哪里来。”为祖国,他更是留下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建筑设计。

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创立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1982年,已是花甲之年的贝聿铭,重回香港,为了父亲,更为了中国的建筑设计,他接下了设计中银大厦的业务。

没错,就是这座广为人知的香港地标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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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要赋予这座建筑以“中国人的雄心”。在他看来,这座大厦在香港,是中国的象征之一,在众多香港其它殖民地色彩的建筑中,它必须是光明的,一定要让它抬起头。

1985年,中银大厦破土动工,以每4天盖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1990年,中银大厦正式落成,跻身当时香港第一高楼,使用面积是一旁香港汇丰银行的两倍,而造价不及其五分之一。

2002年,85岁高龄的贝聿铭应邀回到苏州,早在1990年就宣布退休的他,接手了他晚年“最大的挑战”——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他将自己晚年这一力作视作“最亲爱的小女儿”。对他来说,建造的过程就是一条虔诚的归乡路。

苏博新馆的精华之一,在于主庭院的山水园。为此,贝聿铭煞费苦心,他将中国古典的山水画融入到设计理念中,“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呈现出一幅3D立体水墨山水。

业界一直流传着他主持修建苏州博物馆时的轶事:

追求完美的他事必躬亲:从每一张设计草图,到院落中每棵树的选栽,他都亲自定夺,甚至池塘中每株荷花的定位,他都要与工人们仔细商讨。

在开馆仪式上,他说:“我73年前离开中国,但根在中国、在苏州。这个博物馆新馆,就是我对家乡的一点小小贡献,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为故乡留下一个纪念,我倍感感恩荣幸。”

2018年4月26日,贝聿铭101岁了!

他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把自己设计的建筑种在了4个大洲、10个国家的土地。

101年来,他被不同的生活裹挟、感染、浸润,然后用玻璃、钢筋、线条、艺术影响着更多人的生活。

“越是民族的,就是越是世界的。”

这位老人从来不曾忘却自己的初心,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骨,令人敬仰的人生赢家!

贝聿铭于1983年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普利兹克评审团说他“为他所处的时代奉献了最为美丽的室内、室外建筑形式”。虽然贝聿铭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一位现代建筑师,但他对于“国际化”、“全球化”背后所隐含的一些东西却持反对态度,贝聿铭倡导的是因地制宜式的发展,主张建筑风格应该多样化。1974年贝聿铭访问中国时甚至敦促中国的建筑师“多关注中国古老的建筑形式,少模仿西式建筑风格。”贝聿铭最为出名的建筑可能是他对巴黎卢浮宫进行的玻璃扩建工程,其它颇具影响力的建筑包括香港中银大厦、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波士顿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北京香山饭店

北京香山饭店建于一九八二年,建筑吸收中国园林建筑特点,对轴线、空间序列及庭园的处理都显示了建筑师贝聿铭良好的中国古典建筑修养。

北京香山饭店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特色的红条幅”。该饭店的设计师贝聿铭说:“香山饭店在我的设计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下的功夫,比在国外设计有的建筑高出10倍。我们不能每有新建筑都往外看,中国建筑的根还在,还可以发芽。当然,光寻历史的根是不够的,还要现代化。有了好的根可以插枝,把新的东西,能用的东西,接到老根上去。从香山饭店的设计,我企图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在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物上,体现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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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银大厦

大厦基地面积约8400平方米,是一块四周被高架道路“束縛”的局促土地。要满足面积需求,要在高楼林立的香港中环区“出人头地”,唯有向高空发展,这就是如今315米的主要原因之一。

源于竹子的“节节高升”,象征着力量、生机、茁壮和锐意进取的精神,也寓意中国银行(香港)未来继续蓬勃发展。其建筑特点是将中国的传统建筑意念和现代的先进建筑科技结合起来,大厦由四个不同高度结晶体般的三角柱身组成,呈多面棱形,好比璀璨生辉的水晶体,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不同色彩。这座由玻璃幕墙与铝合金构成的立体几何图形建筑物,巍然矗立在港岛中区,雄视维多利亚港。

建筑大师贝聿铭—我是苏州人

苏州博物馆

虑到苏州作为一个文化古城,博物馆不能够太过沉重,不要粗重高大,而是要轻巧,灵便,精致,这样才会和苏州整体的风貌比较同意,但是又不能完全相像。为此,贝聿铭为新馆确定了一个叫做“中而新,苏而新”的设计理念。以及被称为“不高不大不突出”的设计原则。形态上,色彩的把握,和周围建筑保持一致。在庭院的处理上,保留了很多和苏州过去的园林相似的地方。但在反映园林文化的同时,但又并不是照搬过去的形式,而是将许多苏州传统的东西,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苏州博物馆,则使苏州民居风格和现代建筑和谐对接,融建筑于园林之中,化创新于传统之间,使传统与现实,东方古代文明和西方现代科技相辅相成协调相融。

对于贝老本人来说,创立一种属于中国本土的建筑风格,香山饭店是一个开端,苏州博物馆则是一个漂亮的结局,他用自己的努力,实现着一个特殊的理想,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建筑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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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贝聿铭的故事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出生在广东。其祖上贝家是吴中的名门望族,原籍浙江兰溪,明代中叶迁居苏州。贝家族人中人才辈出:清朝中期的贝慕庭为吴中巨富,与戈、毛、毕姓人家合称为当时的“苏州四富”;颜料大王贝润生是贝聿铭的叔祖;其祖父贝理泰是清末著名的金融家,父亲贝祖诒则是中国银行的行长。

青少年时期的贝聿铭在苏州和上海居住,2006年苏州博物馆开放之时接受媒体采访,自18岁离开故土的他一口吴侬软语仍然十分流利。

1935年,年轻的贝聿铭如同彼时大户人家的有志青年一样远渡重洋留学,不过他没有遵从父亲的希望学习金融,而是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30年代的宾大建筑系弥漫着古典主义的氛围,这令期望接触新思想的贝聿铭大失所望,遂转学到麻省理工大学。在波士顿的日子里,贝聿铭将自己泡在图书馆中吸收各种现代主义的思潮,而其中他最为崇拜的就是勒·柯布西耶。1935年11月,“男神”柯布西耶造访麻省理工大学。贝聿铭后来回忆道:“和柯布在一起的两天,可能是我建筑学习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

二战期间,贝聿铭曾在美国空军服役三年,1944年退役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当时的导师,正是包豪斯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同学中则有后来惠特尼博物馆和纽约联合国大楼的设计者马塞尔 布劳耶(Marcel Breuer)。有意思的是,贝聿铭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设计,是一座位于上海的艺术博物馆,他后来自己也承认,1946年的这个设计和时隔60年后苏州博物馆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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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产公司到校园建设

毕业后贝聿铭短暂留校担任助教,不久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入当时地产大亨齐肯多夫的齐氏威奈公司担当建筑师。去到这样的地产公司,经常要面对城区重建、低成本改造这样的项目,在通往建筑大师的路上,这并不算一个很好的起步。后来贝聿铭也曾经遗憾地表示,“在齐氏威奈的12年一定程度上推迟了我在创意方面的发展,然而,这段经历增进了我对于都市开发的深入了解。”

与他的设计才华同时体现的,还有贝聿铭善于沟通和说服的能力。早在1949年贝聿铭设计并落成的第一个项目海湾石油公司办公大楼之时,因为预算紧张,他就跑去同佐治亚州大理石公司的老板说,贵公司的产品在纽约被广泛使用,销量很好,但是仅仅用作卫生间的隔墙。如果你们愿意供应石材,我就在新设计的写字楼中大量使用。要知道,当时大理石多作为砖石建筑的饰面材料,而贝聿铭则将4英尺的石板作为墙体。

1960年,贝聿铭离开齐肯多夫的公司自立门户,纽约大学广场的设计标志着他十年城市重建时代的结束,进入了更大建筑美学发展空间的校园建筑项目。60年代,他为自己的母校麻省理工大学设计了三座楼,不过,在这里,贝聿铭遭遇了一点麻烦。因为设计的错误,某一栋教学楼的塔楼门有时因为风力无法打开,后来不得不改为开放式的景框。这个阶段,贝聿铭也曾经感慨,“我的思维好像因为一直做低成本住宅而变得僵化,很难打开思路。”

美国导演伍迪·艾伦1971年曾自导自演一部颇为荒诞的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主角大闹的那座科学城就是贝聿铭1961年—1967年在科罗拉多州设计的美国大气研究中心。这座建筑很大程度上还受到路易斯·康的影响。由于研究中心位于未开发的风景区,所以建筑的尺度感很难把握,贝聿铭从印第安土著的房子中得到灵感,让整个建筑融入自然,又极具现代感。

1983年,贝聿铭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获奖词是这样写的:贝聿铭给予了我们本世纪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体,他作品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他始终关注他的建筑周边的环境。他拒绝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建筑难题之中。他的作品涵盖政府、文化和低收入住宅。他对于材料的娴熟运用达到了诗一般的境界。通过他的敏锐和耐心,他将不同兴趣和领域的人们吸引在一起去创造出和谐的环境。

这一年,贝聿铭刚刚接下卢浮宫大改造计划没多久,那“惊世骇俗”的玻璃金字塔尚未对公众展开真颜,他后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众多博物馆项目,此时才正要逐一登上历史的舞台。

提到贝聿铭的新卢浮宫,大多数人一瞬间能想到的都是金字塔,可是对于这个耗时10年的项目来说,一座竖立在拿破仑庭院的玻璃金字塔仅仅是整个大卢浮宫改造计划显现出来的小小一角。

始建于1204年的卢浮宫原为法国王宫,1791年才正式作为博物馆。在改建之初,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就这样说过,“几朝历史重叠于此,奠定了卢浮宫作为重要符号的地位。自腓力二世的堡垒到第二帝国的翼楼,法兰西正是在这里诞生的。”

当时作为博物馆的卢浮宫,入口处无法承接日益增长的参观游客、展陈与研究空间极为不匹配、许多政府部门在历史的演进中将办公空间占据于此,尤其是财政部所在的黎塞留楼,是计划中特别希望清理出来的。贝聿铭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重塑这颗法兰西之心,还有贯通历史与现代的、平衡形式与功能的任务。据说贝聿铭十分拒绝参加建筑竞赛,他认为如果几位建筑师进行公平竞争,意味着评选过程中,业主和建筑师需要尽量少接触,不可避免地早期设计就会流于概念设计。卢浮宫的项目,密特朗总统便亲自拍板。

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作为进入地下大厅的交通节点,重新设计了通畅清晰的流线,令出入卢浮宫的人流都会在这里汇集,空间变化丰富,并且将自然光通过这样一个极具现代风貌的玻璃体引入地下空间。

不过,新卢浮宫在现在有多受欢迎,贝聿铭当初在法国就受到过多少的非议。在对历史遗产委员会的“老家伙们”公布金字塔方案的会议时,尽管预料到会遭受猛烈的抨击,当时的翻译还是吓得“没有敢翻译出他们所骂的那些话”。指责无非集中在外国建筑师的身份、对历史环境的破坏,或许还有法国人天性中喜欢对新事物批评一番的传统。甚至有作家联名写信给总统抗议,抗议的理由竟然是,新卢浮宫的建设计划破坏了我们每天的遛狗路线,签名者中有米兰·昆德拉,还有尤涅斯库。

项目最终的实施,得益于贝聿铭用一个1:1的模型直观展示了他设计的合理性,也是总统与文化部在多方奔走周旋的结果。1989年,卢浮宫重新开放。

博物馆:文化、历史与在地

贝聿铭在2012年出版的全集自序里曾经这样说过: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如果不学,我就无设计。从我在哈佛大学时期师从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个项目,到我最近的作品,博物馆一直都是我的主题,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贝聿铭在90年代以后,走向不同国度和文明,以博物馆设计来寻求新的突破。这一长串的名录中包括: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卢森堡大公现代美术馆、德国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和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在这些项目中,贝聿铭试图去深入挖掘每一种文化所自有的建筑语言,同时坚持现代主义的几何图形风格。在他看来,历史和传统,不是新的建构的桎梏,反而是灵感的源泉。

比如美秀美术馆的项目中,贝聿铭虽不通日语,但是和业主小山美秀可以用汉字交流,一次两人提及古文名篇《桃花源记》,讲到文字中描述的空间历时体验,一拍即合,遂有了后来长长的隧道吊桥和出人意料的入口。又如贝聿铭最后的大规模建筑作品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那样,建筑师将博物馆置于滨海大道延伸出来的人工岛上,整个建筑富有浓郁的伊斯兰韵味,却仍旧忠实于几何图形所能带来的无限可能性。

贝聿铭基本上是一位西方建筑师,不过他在故乡也留下了几座十分精彩的设计。最早就可以追溯到1963年落成的台湾东海大学路思义纪念堂。这是贝聿铭在齐肯多夫手下接下的第一个独立项目。他结合了中国古代寺庙房顶的金瓦和西方哥特式大教堂尖顶的特色,做了一个造型十分别致,屋顶和墙面合二为一的设计。

一位圆滑的现代主义大师

在路易斯·康的儿子为父亲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我的建筑师》中,曾与贝聿铭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你的成功率很高?

是的。但可能是因为我更加耐心,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假设我说,某个业主不喜欢我的设计,我不会在意。我会换个日子再来,我觉得路就不会这样做。路也许就会一直强势反驳,他如果因此找到业主,那就是因为真的有共鸣,那就会是永远的业主。我想这不是我能做到的。否则,我就会……比他失去的业主更多。

我想你的建筑更多样,在成功率方面你厉害多了。

多,不代表着成功。

不是吗?

有三四件代表作,要比五六十栋建筑强多了。要的是质量,不是数量。

这其中大概有圆滑世故的贝聿铭有意向康表示敬意的原因,但是也从一定的角度显示出,贝聿铭近70年的职业生涯,善于沟通和耐心温厚为他赢得了业主的信任,也带来了更加多的项目。

批评贝聿铭的人总觉得他没有著书立论,缺乏理论体系,或是多数作品流于平庸,大量重复自己的设计。但是将他放置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不论是前期对于现代主义手法娴熟流利的运用,还是后期对不同地域文明的探索追求,都显示出一位大师对于设计半个多世纪的求索。去翻看他的作品集,我们大概很难觉得这些建筑能够和革命性这样的词挂起钩来,它们很基础,只是不断地以创造性的方式去精雕细琢那些业已存在的东西。

博文来自来源: 今日头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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