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而后工”非千载不易之论 王保禄(传见上编) 

王保禄(传见上编)

“穷而后工”非千载不易之论

宋代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一开头便拈出“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的问题,接着作了分析,从而提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论断。此论一出,便为古今评论者奉为圭臬。《古文观止》的编者评论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现在出版的《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和《古文鉴赏大辞典》在有关该文的鉴赏评释中,也基本上沿袭了上述论断。然面,“穷而后工”果真是千古不易之论么?未必!因为这要作一点具体的分析。

欧文的观点,包括以下两个判断:一是“非诗之能穷人”,一是“穷者而后工也”。

“非诗之能穷人”,这不符合文学史上的基本事实。东汉的学者梁鸿,路过洛阳,看到帝王宫室的堂皇富丽,感叹人民的劳苦,便写了一首《五噫歌》:“陟彼北芒兮,噫。瞻彼帝京兮,噫。宫阙崔巍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汉章帝看了这首诗,十分不满,结果逼得梁鸿改名换姓,逃到齐鲁之间去当佣工。梁鸿是一位知名度很大的学者,如果不是因为写了《五噫》歌得罪了当时的皇帝,又怎么会跑到东海之滨去当雇农,过贫苦生活呢?宋代的大词人柳永,曾写了一首《鹤冲天》的新词,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境,词中有句云:“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看了这首词,更是十分恼火。等至放榜的时候,特别刷下他的名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个故事在吴曾写的《能改斋漫录》中有明确的记述(参看《宋词选》第3637页)。以上事实可以说是“诗能穷人”的铁证。

“穷而后工”到底是不是千古不易之论呢?我认为“穷而后工”的诗人在文学史上确实不少;然而并非“穷而后工”的诗人,又何尝少有?初唐宫廷诗人上官仪,他现存的二十首诗歌,全是歌颂皇权的宫体诗。这样的诗人及诗作绝不可能是“穷而后工”的一派。宋初的词人晏殊,更是在政治上志得意满的达官贵人,然而谁又能说他的词写得“不工”呢?又怎套得上“穷而后工”的公式呢?据此,则“穷而后工”之论,也只是反映了“部分的真理”。

“诗能穷人”与“穷而后工”在欧阳老先生看来,自然是互相对立甚至互相矛盾的。其实这两个判断恰恰是彼此相通的。历史上的大诗人屈原和杜甫,大概可以算作“穷而后工”的诗人的代表吧,然而在他们身上,也都可以找到“诗能穷人”的痕迹。屈原是在政治上失败——“穷”之后,才写出那篇“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离骚》。这正是“穷而后工”的典型例子。然而他为什么会受到统治者的迫害呢?他在《渔父》中写道:“世人皆浊我独清,是以见放”。在《涉江》中又写道:“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 故将愁苦而终穷。”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始终坚持其浪漫主义的理想,这就是他受迫害的原因,也是“诗能穷人”的活证据。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他之所以一生愁苦,在宦途中很不得意,就是因为他同情劳动人民,写过《三吏》、《三别》这样充满现实主义光辉的作品。与杜甫同时代而在诗歌成就上比不上杜甫的高适,因为写了不少歌颂战功的“边塞诗”,这就使他官运亨通,做了大大的官僚。这样看来,杜甫的“穷”与他的现实主义诗作也是分不开的。与上述现象相反,凡是“诗”不能使之“穷”的诗人,也都不存在“穷而后工”的问题,高适是这样,上官仪和晏殊就更是这样!

其实,欧阳老先生对“诗能穷人”的现象也不是毫无觉察,不过是视而不见,或者是不愿意承认罢了。就在《梅圣俞诗集序》里,作者对梅的诗文及其人品作了一番分析之后,跟着写道:“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然而为什么有人赏识他的文章诗作,以为“二百年无此作矣”而不愿“荐之于上”呢?其原因在于梅圣俞有自己的追求与理想——“不求苟说于世”。“不求苟说于世”正是梅圣俞“穷而不达”的原因,也正是“诗能穷人”的又一例证。

由上面所述,可见“非诗之能穷人”不符合文学史上的基本事实。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观察,它却又反映了部分的真理。这就是说:这里的“诗”,如果撇开具体内容,把它理解为更广泛的概念,即包括上官仪等人的诗作在内的概念,那么,“非诗之能穷人”似乎又是可以成立的。这样看来,从事诗歌创作本身,并不是诗人“穷”、“达”的主要原因。那么,诗人穷、达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看应该归结为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与劳动人民的关系,以及与当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表述:凡生于浊世而不愿同流合污的诗人,必然会“穷”而“不达”;凡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或者仅仅是因为站在同情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对统治者有所不敬的诗人,甚至于仅仅是站在个人自我的立场上,敢于发一点牢骚,对统治者稍微不敬的诗人,也只能是“穷”而“不达”。只有完全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甘愿让自己的作品成为粉饰太平的脂粉的作者,其归宿才会是“达”而“不穷”。欧阳修的理论离开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他还不可能从时代性、人民性的高度上来看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反映文艺现象的客观规律,更不可能成为“千古不易之论”。

那么,“诗人少达而多穷”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那是因为大多数诗人都抱有较为高尚的理想,愿意为时代和人民讲一些公道话,这样一来,他们就必然要触犯当时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些昏庸的统治者的忌讳,从而使自己无法摆脱“穷”而“不达”的命运。

评语:王公此论,高妙有趣,心得独具,可成一家之言,却不能成为公论。以身相体,某实运蹇,而后习诗。一如欧阳公之所论。

原载刘惠恕主编《中华百年来优秀诗词选暨三江诗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3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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