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反腐旗手现身小延安,曾被赞“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 

11月3日至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来到驻马店,这次和他同行的是“追寻伟人足迹 继承红色传统”学习访问团。两天时间里,他们瞻仰竹沟革命纪念馆,看望革命老战士,向中共中央中原局五位委员群雕塑像、竹沟革命纪念碑和革命烈士公墓敬献花篮。

军中反腐旗手现身小延安,曾被赞“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

刘源(前排左)看望革命老战士。

刘源一行还出席了中原局在竹沟设立的80周年座谈会,会上深切缅怀了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共同追忆那段光辉的革命历史,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

据悉,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与刘源的父亲刘少奇颇有渊源。抗战时期,确山竹沟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张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

因此,竹沟也被誉为革命的“小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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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前排)参观当地博物馆。

今年是刘少奇诞辰120周年。8月,刘源撰写的《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一书出版。此次竹沟之行,刘源大概也是想用更多的方式来缅怀父亲。

新书出版后,《环球人物》记者曾专访过刘源。回忆自己的一生,他深感,不论是做副省长给人民当“孙子”,还是在军中做“反腐旗手”,他的作风一直深受父亲的影响。他倾尽全力,努力要做的就是不辜负父辈的教导。

刘源专访中谈军中反腐↓↓

说起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刘源曾经也向媒体提及过。那是1967年的9月,刘少奇已被严格看管起来,16岁的刘源被安置在离父亲很近的一间屋子里,帮忙刷刷碗、洗洗袜子,但不能靠近他本人。

一天,刘少奇吃完饭,突然走到餐厅外的小池子边,问正在洗毛巾的刘源:“你妈妈在哪儿?”因为当时不允许两人交谈,刘源特别紧张,小声说:“妈妈就在你后边的房间。”“他们不许我跟你说话。”刘少奇还想再问,但没有问,站了两分钟,转身走了。再谈起此事,刘源说:“就因为这一句话,我也被赶回学校。我终生后悔的是,早知道这是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我怎么不多说些,怕什么?

长大后,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军,无论做一些重要的决定,还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刘源总是想起父亲——父亲的叮嘱、父亲的原则、父亲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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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日,刘源在北京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新颖/摄)


七里营公社的“第十七把手”

河南省确山县西竹沟镇一间普通房子的门口,有一棵枝干遒劲的石榴树,这是79年前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亲手种下的。1939年,刘少奇来到竹沟主持中原局工作,在石榴树边简陋的房子里,撰写了影响几代共产党员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多次到河南考察,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太康路、郑棉四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敬事街小学……都曾留下他的身影。1958年11月2日到10日,刘少奇出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纠正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的错误,明确提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基本解决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最终形成《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篇纪要由刘少奇亲自修改。

刘少奇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也是在河南度过的。1969年11月12日,他在开封含冤逝世。

父亲去世13年后,1982年,刘源从北京师范学院(现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党史纵览》杂志中的《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一文写道,大学毕业时刘源有很多选择:学校表示可以让他留在北京,教授们愿意收他为研究生,出国留学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可这些刘源都婉言谢绝了,他主动要求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河南农村工作。

于是,31岁的刘源来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这个公社的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排名最末,成了公社的“第十七把手”,负责社队企业和一个管理区的工作。曾在新乡县委担任领导职务的炎光亮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1982年第一次见到刘源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来历,只觉得这个北京来的年轻人衣着朴素、言语诚恳。旁边有人悄悄告诉他,这就是刘少奇的儿子,炎光亮在心里暗暗赞了一声“好!”“完全没有高干子弟的做派,一看就不一样。”

那时候正赶上农村搞大包干,作为公社干部的刘源,帮着家家户户分地。他这才真切地体会到,分地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因为每个村都有好地、中地和坏地,有的浇水容易,有的浇水困难。谁都不愿意要坏地,也不愿要离家远的那块地。为此,亲弟兄打架,村和村打架。”刘源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有时候他们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我偏向。”

怎么办?只能坚持原则,强硬分地。“就这么划分!我签字,就这么办!”当过7年知青的刘源,有务农经验,又没有私利,地分完了,村民们仔细想想,都说他分得公道。

1983年4月,新乡县人大常委会经过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乡镇(社队)企业工作。炎光亮作为刘源的领导和同事,与他的相处日渐亲密。“他讲一口北京话,我说河南土话,但不妨碍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炎光亮觉得这个年轻人有远见,有胸怀:“他对政治、经济的看法,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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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刘源任河南省新乡县副县长,主抓经营和乡镇企业工作。

刘源把精力全都用在了工作上,接手任何一件事,都想做到最好,每天早出晚归地忙碌,很少休息。炎光亮记得:“有一次我见他的衣服脏了,让他脱下来,我家人帮着洗干净了给他送去。但只此一回,从那以后不管再忙,他发现衣服脏了就自己及时洗干净,再没有给我看到他穿脏衣服的机会。刘源最让我欣赏的,是他的为人。我们一起去开会,见到老同志,他都跑到前面去帮着掀帘子、开门,后来他离开新乡县,一路做到副市长、副省长,以前新乡县的老干部去找他,他都热情接待,让到上座,还要敬酒。”

“人民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人民”

1984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刘源被新乡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不到一年,他又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计划、工交等领域。有人说他是“坐飞机”上来的,但在新乡县、郑州市,从领导到炊事员都知道,他是靠“扛大个、卖苦力”上来的。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刚上任,刘源就接下了这个棘手的差事,一趟趟进京跑项目,用他自己的话说,像个“上访户”。奔波了一年多,天然气管道铺进了郑州城,市民从此不再用蜂窝煤烧饭了。

城区改造也是一大苦差。上世纪50年代初,省、市政府都曾计划打通人民路、太康路至二七广场路段,但因地处闹市撤迁困难,一直没有落实。一位老干部回忆,刘源上任后,“去了拍拍人家肩膀,诚恳地说,咱们市政不改造怎么行呢,你不搬就没办法改造啊!对方一看是他,就说,算了算了,冲着你能来做我的工作,咱也不说什么了,走。”几年里,刘源跑遍了郑州的区县、工厂,建起不少工厂车间、广场公园、道路桥梁、高楼大厦。

1988年1月,37岁的刘源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当选为副省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例。据《中华儿女》杂志报道,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河南人民会堂里掌声四起,从代表席到主席台有6级台阶,刘源一步3个跨了上去,深深鞠躬、再鞠躬,抬起头时早已泪眼蒙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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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29日,在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源(左一)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

刘少奇曾多次对孩子们说: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人民。1988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记录了刘源当选副省长后的感言:“代表们所代表的河南七千多万人民对我寄予了厚望。当然了,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抱的同情和尊重。我想,作为我,应该利用这种好的条件,多为河南人民做点实事。”

当选后,刘源分管工业、交通和安全工作,还没坐进办公室,就连夜赶赴三门峡市,去处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位河南省委退休老干部说:“负责安全工作,就别想在办公室坐着。刘源在任的几年里,哪里遭了灾、有事故,他就马不停蹄地赶过去,探望伤员,安置灾民。”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让河南的工业交通有较快发展,刘源夜以继日,玩命工作。他还像以前那样到北京跑项目、跑资金,他自己调侃说:“有时碰到那些关键人物,我也像个孙子似的,不过好在咱们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是给自己办事,当当孙子也不觉得丢人!

刘源的努力让河南人民尝到了甜头:多座大型电厂和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建成,使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翻了近一番;引进外资电话设备,全省程控电话增加了五六倍;中原化肥厂的投产,为农民解决了急需的尿素供应问题;建成全国最大的周口味精厂、安阳玻壳厂以及黄河上的5座公路桥……许多曾与刘源共事的同志回忆说,他走后,大家才感慨,河南真是需要他这样利索实干、上下沟通、有拼命精神的组织者;如今河南很多重大经济项目和城市建设规划,都受益于刘源当年打下的基础。

1992年,刘源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离开河南那天,他不想声张,只去了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告别,准备就这样去火车站。但是人们得到了消息,纷纷跑到郑州火车站等着为他送行。朴实的河南人民对刘源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好!”

再忆当年,刘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河南10多年,大学毕业当干部,当人大代表,是老百姓选的,当县长、副市长、副省长,是河南代表推选的。应该说,河南老百姓对我非常好。”

军中反腐“宁死也不会放手”

《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一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1956年以前,中南海甲楼一层的秘书办公室里,有一台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这是稀罕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常到这个办公室听广播节目。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爽快地答应了,还送来3台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一天,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便问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告诉了父亲。刘少奇紧接着就把那位秘书叫了去,问明情况后,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么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2014年,刘源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说:“加强党性修养,是我们党依靠自身力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法宝。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这个‘传家宝’接力传承下去,不断发扬光大……对道德败坏、蜕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这是他隔着几十年的历史时空,对父辈言传身教的真实回应,也是由谷俊山贪腐案引发的深思。

调入军队后,刘源历任武警总部副政委、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军事科学院政委等职,2011年,调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重回总后不久,他发现时任总后副部长谷俊山的问题很严重。今天人们都知道,谷俊山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各类财产名目繁多。当时,总后的人也觉得他有问题、有后台。刘源和总后党委一班同志,以党委的名义向中央举报了谷俊山的贪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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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3日,刘源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源回忆了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对谷俊山问题的态度:“胡主席的态度非常坚决。我本来的意思是希望把他调走,但胡主席发了火,说你不要,谁能要?!就应该想办法处理他!习近平副主席态度也非常坚决。他当选中央军委主席第二天,在军委第一次扩大会上就点了谷俊山的名,当时郭伯雄、徐才厚都在场。”

对当时军队的一些不良风气,刘源说:“那时候,有些将军跟商场老板的做派差不多,凡事都要讲讲排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有一个阶段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想,军队腐败是封建皇帝都不允许的,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

据《凤凰周刊》报道,2011年12月,在总后一次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刘源在讲话中明确表态:在总后系统,腐败“非常严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已经涉及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生死存亡,我宁死也不会放手”。刘源与谷俊山同坐在主席台上。在场的军官感到大快人心,预感到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

2012年初,谷俊山被免职。此后,徐才厚和郭伯雄相继被查处,全军反腐推向高潮。

许多人认为,清除谷俊山等毒瘤是刘源军旅生涯中最耀眼的时刻,但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刘源对人民网记者说:“我个人即使起了点小作用,也是在履行职责,尽点本分。”这一次,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件事我处理不了。我们都是党委班子成员,我怎么能处理他?只能由中央来处理。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该反映就反映,该说的说,该提供的提供。”

“回顾毛泽东、刘少奇一辈伟人,遇到同样的事,他们怎么办?众所周知,新中国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革命有战功,建国有政绩,犯案不折罪,抵命以谢民!对比起来,谷俊山、郭伯雄、徐才厚、张阳等人又算什么?没打过仗,更无战功;深受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思舍命回报,不耻贪腐乱军,对此类军中败类,就连封建帝王,都必开铡问斩!可想老一辈的人民领袖、统军元勋会何等震怒。”刘源说。

2015年12月,刘源离开总后政委岗位,调往全国人大。在告别词《心中永存——向总后勤部告别》中,他谈到军中反腐,以打仗相比:“打仗攻守,总得有人举旗,但旗手绝不是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旗手往往吸引敌方火力,正好我的条件又适合:拖不垮、打不烂、拉不动、浑不懔!旗帜绝不可少,而谁当旗手却并不重要,一个倒下定会有人接上,军旗永不倒!

军中反腐旗手现身小延安,曾被赞“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

2016年5月10日,刘源向“故乡”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捐赠了自己的上将军服。图为当地老百姓欢迎刘源。

从反腐战场来到全国人大,刘源转向了财经工作。有经济学家分析,这是让他替国家看紧中央财政的“钱袋子”。对于在人大的工作内容,刘源很少提及,只说“很荣幸也很高兴,因为父亲就是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如今,与父亲分离已经有51年了,年岁越长,刘源对父亲的理解越深入。渐渐的,他有了向世人展示父亲生平与功绩的使命感,于是写就了这本《漫忆父亲刘少奇》。在书的序言中,他写道:“身为国之干城一将军、人民养育一小兵,军人的责任和儿子的义务,都决定我必须写这本书。”当然,在使命、责任与义务之外,这其中还寄托着他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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